作者丨李井奎

最近，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了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将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机构，计划生育协会的这一工作要点，或许与我国紧迫的人口形势有关。

我国2021年宣布计划生育政策放宽为三孩，计划生育协会的这一专项行动经媒体披露之后，被网友解读为政府要强行阻止未婚怀孕女子进行堕胎，一时间冲上了热搜，引起了众人热议。

为此，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答复记者采访时解释，专项行动是基于多年来开展青春健康工作的经验和基础，强调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通过提升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技能，帮助青少年避免非意愿妊娠，由此减少人工流产，特别是高危人工流产问题的发生。

为什么中国是堕胎最多的国家？

中国计生协出台这样的工作要点，并不是没有根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大约实施5500万例人工流产。2017年，中国有统计的人工流产数量为962万例，约占全世界人工流产总数的17.4%。

而实际上，由于还有许多可能的遗漏，我国人工流产的实际数量可能在1300万例左右，是官方统计的1.5倍，这是一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数字。之所以实际数量大大高于统计数量，是因为这一统计数字并没有覆盖私立医院和地下诊所。

根据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人群中，25岁以下女性占到了47.5%，未婚女性占49.77%，流产次数大于两次的占到了55.9%。

不夸张地说，这种不合理的人工流产正在严重危害中国女性的健康。中国计生协从这个角度关爱女性生殖健康，尽可能帮助女性减少意外怀孕，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最高的国家，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

首先，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男孩偏好，这对人工流产具有着重要影响。虽然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偏高，2004年更是达到了121比100的峰值，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虽然近年来这一比例逐渐下降，但2017年也仍然高达111比100；虽然我国适龄男性高达三千万，其中不少一辈子都要打光棍，但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现象仍然颇为严重，导致因不想要女孩的人工流产仍然普遍存在。

其次，性观念不断开放，婚前性行为已经很常见。根据2010年公布的一份对中国大陆30个省的抽样调查，在我国15-24岁的未婚青少年中，大约22.4%有过性行为，其中有性行为的未婚女性人工流产率约为19%。许多青少年女性，由于避孕措施和避孕常识不足，导致了意外怀孕的增多。

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待人工流产是很宽容的，尤其是在我国计划生育推行的这四十多年，在中国人形成的观念中，生命的权利并不是从妊娠开始，而是从婴儿的出生开始。妇女怀孕期间对胎儿实施人工流产，并不被认为是“谋杀”，而且人工流产在中国是合法的，这在客观上也对人工流产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堕胎的自主权和隐私权

在我国，人们反对人工流产，多是从人工流产会损害女性的身体健康、导致不孕等着眼，甚至还有一些学者从保护女性生育力的角度，支持对人工流产进行干预。他们认为，在我国人口生育率逐渐下降的现实情况下，如果能够对女性生育力进行全面有效保护，就能提高人口生育率和生育健康率。

不得不说，无论是从哪一角度看，人们对人工流产的态度，都透着一种功利主义的色彩，没有从女性生育权利和胎儿生命权这种权利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人工流产在全世界都是争议性强的话题。在美国，人们对于堕胎这样的事情，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堕胎，主张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合法堕胎可以减少非法堕胎及孕妇死亡的比率；一派则反对堕胎，强调人类胚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人”，因此不能随意被他人剥夺生命权，并有必要确保母亲和胎儿的生命权。

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性革命和女性主义兴起，大部分西方国家陆续将堕胎合法化。在美国，1973年有一场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这个案子确立了容许堕胎合法的先例。

196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名女服务员珍妮·罗伊（化名）意外怀孕，她想堕胎。在德州，只有被强奸怀孕才能合法堕胎；于是，罗伊在朋友的建议下，谎称自己遭到强奸。然而，因为没有警方出具的报告证明其遭到性侵，所以这个办法没有取得成功。于是，她去了一家地下堕胎诊所，但她发现那家诊所也已经被警察查封。万般无奈之下，1970年，罗伊起诉代表德州的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认为该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经过将近三年的上诉，最终在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的比数，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联邦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判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了堕胎的合法化。

堕胎合法化，一度导致了美国妇女堕胎人数的激增。根据相关统计，1973年以来，每年大约有1500万人堕胎，占每年怀孕妇女总数的五分之一。在每年的怀孕妇女中，大约有100万人年龄在15到19岁之间，3万人不满15岁，其中半数以上的怀孕少女以堕胎方式终止怀孕。

选择堕胎就等于杀人吗？

罗伊诉韦德案之后，美国的堕胎争议并未止息。反堕胎人士开始组织起来，表达对堕胎法令的不满，这些反对人士大部分都是保守派或天主教徒。甚至，有一些反堕胎激进分子有时候还表现得像恐怖分子，曾有一位名为保罗·希尔的极端分子，就因杀害堕胎医生而被处以极刑。据说他在死前也毫无悔意，认为自己会在天堂获得丰厚的报答。

罗伊诉韦德案的背景本身非常复杂，正好处在美国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堕胎争议的焦点在于，到底是妇女的选择自由权优先，还是婴儿的生命权优先。支持堕胎的大多是自由派人士，深受60年代女权运动思想的影响，认为妇女有生殖自由的权利和选择的权利。而反对堕胎的人士则认为，婴儿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尤其是在妇女受孕的晚期，胎儿已经成型，此时堕胎无异于杀人。

堕胎问题存在着长期的争议，罗伊诉韦德案的影响相当于美国的第二次内战。

自2017年之后，反堕胎主义开始占据上风。这几年，美国有多个州的议会相继推出了限制女性堕胎的法案，其中阿拉巴马州议会于2019年通过的法案，几乎禁止了所有的堕胎，除非怀孕对妇女产生生命威胁，因强奸或乱伦造成的怀孕也不能例外。密苏里州也几乎与阿拉巴州同时，该州议会出台了反堕胎法案，称只要有胎心跳动就不能堕胎。

|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日，美国纽约，成千上万妇女在美国游行，抗议多州对堕胎设限越来越多，并主张维护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利。

胎儿的生命权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这两者的冲突，构成了注重权利的美国社会的根本分歧。但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美国哲学家朱迪斯·汤森的名篇《为堕胎一辩》，提出了著名的“捆绑的小提琴”的例子，说明这两者之间并无冲突。

汤森让我们设想这样的例子：假如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跟一名著名的小提琴家绑在一起，身上都插着管子。医生告诉你，只有你的血型与小提琴家一样，如果不把你们通过管子连接在一起，小提琴家就会死。但不用担心，九个月后，小提琴家就会痊愈，到时候你就可以离开。而如果你现在拔掉管子，小提琴家就会死去。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允许你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汤森的例子，是对妇女怀孕的模仿。在这个例子里，小提琴家有生命权，我们并不否认，但不能因为他有生命权，就推出他有你为他提供身体供他使用的权利。你选择继续提供身体来帮助小提琴家痊愈，并不是因为小提琴家的生命权，而是出于你的慷慨，最重要的是你同意这样做。

女性怀孕，是慷慨地选择了提供胎儿的需要，但并不说明胎儿的生命权可以要求她这样做。而选择结束妊娠的女性，就像拔掉管子的你，并没有违反道德上的要求，女性没有这样的义务。

禁止堕胎会增加犯罪率？

如果胎儿生命权与女性自主权没有冲突，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聆听一下女性自己的声音，毕竟，是她们在承受怀孕的负担以及之后的养育责任。同样，今天以保护妇女生育力为呼吁的学者们，是否也能抛开纯粹功利的视角，而从妇女自身的生育自主权来考虑一下我国的人工流产问题呢？

事实上，美国在堕胎合法化之后，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那就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社会犯罪率的不断下降。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斯蒂芬·莱维特关于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一项著名研究所得到的结果。

美国在1989年犯罪率达到最高峰，在此之前的15年，暴力犯罪率蹿升了八成。而到了1990年代初，犯罪率却突然开始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四十年前的水平，足足跌去了40%，这完全出乎所有犯罪学家的预料。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犯罪率的显著下降呢？

犯罪学界给出了各种解释，比如治安办法的改进，政府在制止暴力犯罪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警力，监狱关押了更多的罪犯，等等。但是，很遗憾，这些解释在数据上都得不到有效的支持。

就当学术界对此重要的现象大惑不解之际，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斯蒂芬·莱维特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即认为1990年代美国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乃在于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使然。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内在的关联。

一般来说，选择堕胎的大多是单亲妈妈，生活和经济条件相对都比较差，如果不允许堕胎，这些孩子生下来，势必得不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不少成为日后犯罪的潜在人群。莱维特教授使用了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得出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在抑制犯罪领域的影响。

可以想见，如果我国以所谓的保护妇女生育力为名，而禁止堕胎，那么或许二十年之后，我国的犯罪率也很可能不断攀升。

一切不尊重权利而只讲功利的做法，在表面上取得它所要的结果的同时，总会把它的社会代价隐藏在其他的地方，并最终由我们社会中的个人所承担。

李井奎，经济学者，科普作家，著有：《大侦探经济学》、《在哈佛看美国——一个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译有《凯恩斯文集》共十一卷。本文原标题为“对待堕胎问题，中美之间热议的焦点因何不同？”。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风声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本文作者立场。转载事宜或加入读者群、转载群请联系风声君微信：formatkay。

编辑丨萧 轶